“传统意义上收藏家的概念最低标准就是一代人不卖，卖的话可能是下一代人的事情。现在很多所谓收藏家就是个商人，买来很快就卖了，这不能算收藏家。”

——马未都

01

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

会带来参与人群结构的变化

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上海长乐集团董事长李建忠成为了上海最早的收藏家之一。

他对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开始收集各种老物件。在他的古朴雅致的1872会所中，摆放着许多珍贵的藏品，包括第一代“爱迪生”老唱机、古朴大方的第一代西门子冰箱，还有明代的石狮子。

到了1990年代，他的收藏方向转向了字画。他回忆说，参加拍卖前的预展是一次享受的过程。他会约请许多行家、朋友一起观赏字画，共同探讨其背景和艺术家的创作意图，并判断真伪。

对于李建忠来说，收藏的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。“无论是到手还是失去，都是一种享受。因为记忆里有这样一段经历。到手后可以慢慢欣赏把玩，未到手则会一直心心念念。”

上海长乐集团董事长 李建忠

不过，像李建忠这么有“古典范儿”的收藏，已很少见。

现在他有不少身价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，“都是派手下的一个经理去参加拍卖，回来拿个清单看一眼是什么就收起来了。”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藏品品质很有问题，“东西是收了一屋子，就是用我的水准去看，觉得很多是有问题的。”

早在几年前，李建忠已经很少参与艺术品拍卖活动了。他指出，1990年代，即使是非常好的字画，价格也相对较为亲民，通常只有几十万。然而现在，艺术品价格飙升至千万级别，使得他和其他收藏家难以承受。随着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和艺术品价格的上涨，参与收藏的人群结构也在不断变化。

02

买家结构：从港台商人到内地买家

在1990年代，港台商人是中国收藏市场的主要活跃群体。

由于价格相对便宜，他们大量购买艺术品，甚至是一车一车地购入。此外，江浙一带的实业家和从事股票交易的人也是主要买家。然而，亚洲金融危机给市场带来了重创，许多海外买家逐渐销声匿迹。

董国强

从1997年到2002年，艺术品市场基本处于停滞状态，价格和成交额没有大的变化。然而，买家结构在这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内地买家逐渐取代海外买家，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。董国强说，这种变化与内地房地产富豪的崛起有很大关系。2003年“非典”之后，艺术品价格突然爆发，与买家结构的这种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03

在“亿元”时代 玩不转、买不起了？

马未都

自2005年起，马未都开始感受到自己在拍卖市场上“玩不转、买不起了”。

随着资本对艺术品市场的影响不断加深，这种情况在2009年达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分水岭。2009年保利春季拍卖会上，刘益谦以1.69亿元拍得《十八应真图卷》，直接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进“亿元”时代。

高品质的收藏逐渐成为财富金字塔顶端人士的专属游戏。马未都形容说，就像鲨鱼和鲸鱼在海面上争夺猎物，而像他这样的普通收藏家只能在一旁看着，捡拾剩下的残羹剩饭。

《十八应真图卷》 2009保利春 成交价1.69亿

就像刘益谦制造的一个又一个亿元天价一样，他注定会成为这个行业最有标志性、最有争议的人物。2011年齐白石的《松柏高立图》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，让刘益谦成为艺术品投资的代表人物。

刘益谦说，人们往往只关注他卖出的高价作品，而忽视了他仍在持续购入艺术品的事实。就在卖出两天后，他花费了8000多万拍下了陈逸飞的代表作《踱步》，之后又花费一亿购入了一幅宋代书法作品。刘益谦解释说，他未来会更加倾向于收藏古代和当代的作品。

对于自己的收藏动机，刘益谦坦言：“现在很难简单地界定我是出于投资、投机还是纯粹的收藏目的。”这种心态在企业家中颇具代表性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企业家们开始关注文化领域，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，包括装点门面、投资获利、主动喜欢或因兴趣而收藏等。

刘益谦认为，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在文化上普遍存在缺失。起步于30年前的一穷二白，过去30年主要精力都放在企业的发展上，追求利润。他说：“大部分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不知道追求利润的目的在哪里。”

04

国内外的收藏家对比

马未都曾经说过，“中国乃至华人圈子里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，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。”

他讲一个发生在1996年的往事：李嘉诚在马未都的家里看中了一副明代的、用象牙做的象棋，市价四万，马未都主动打了六折，李嘉诚依旧砍价。“最后我说可以送给您，但是价格不能再低了。他才买走了。”

另外一位华人首富郭台铭，和李嘉诚一样零零碎碎地买过一些艺术品。“台湾的富豪圈子都笑他只忙着赚钱。”而首富频出的互联网新贵，几乎没人做收藏。“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也没兴趣。”而在国外，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。

马未都第一次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见到比尔盖茨的继母时大吃一惊，“金发碧眼，一口流利的中文，70年代在台湾学的中文，是中国陶瓷方面的专家。”西雅图博物馆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，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。

西雅图博物馆

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任辰认为，这些国外企业家从小就看博物馆、美术馆长大的，本来就有这个素养。而且国外有很完整的艺术品交易机制，上中下游的机制也是完整的，得到的信息比较全面。

“所以当一个有钱人要做这件事情，很快就有专家来协助他。”赖任辰说，在中国，“企业家就算要收藏其实也是很孤单的。”

事实上，企业家做收藏不但孤单，而且需要胆量。

“从这个角度看，有时候我反而佩服大陆的企业家，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愿意做这么大的投入，是很不容易的。”赖任辰说，对于大陆收藏界的问题，“其实某种程度上看是正常的，只不过他们速度太快了，很多东西根本来不及想。”